别人家的公司又来了！这家房企春节放18天假，你“慕”了吗？******

　　中新经纬1月10日电 (薛宇飞 实习生 李俊浩)2023年春节假期临近，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公布假期安排以及派送福利，而这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总有“别人家的公司”让人羡慕。

　　近日，浙江房企滨江集团发布2023年春节假期安排，春节要放18天假，让不少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往年，滨江集团的春节假期也较长，还会给员工发放数万元不等的旅游津贴。总体看，地产行业形势下行，不少房企的春节假期福利打了折扣，不过，还是有一些企业的假期天数在10天以上。

　　“别人家的公司”又来了

　　针对网上流传的滨江集团春节假期安排通知，1月10日上午，滨江集团相关人士向中新经纬证实了真实性。滨江集团在通知中称，过去的2022年对房地产行业而言是艰难的一年，但公司以稳健的步伐迎来了企业发展的新高度，销售排名位列全国房企第13位，为历史最佳成绩。

　　通知称，滨江集团决定于2023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至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放假，共18天。2023年2月6日(星期一)正式上班。

　　要知道，国家的法定春节假期只有7天，按照今年的安排，节后还有2天的调休，这么一对比，滨江集团的员工可以好好享受下久违的春节了。在过去几年，这家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房企，每年都会给员工充足的春节假期，还会发放数额不等的旅游津贴或消费券，被网友称为“别人家的公司”。

　　比如，2022年，滨江集团的春节假期长达16天，同时，作为滨江集团成立30周年的特别活动安排，所有员工享受7天“公司发展贡献特别带薪假期”，并根据员工职级和入职年限设定3万-5万元不等的消费券福利；2021年春节，滨江集团的春节假期达到20天，发放1万-4万元不等的消费券；2020年春节，该公司春节假期为19天，职级津贴在2万-5万元不等。

　　滨江集团上述人士表示，从销售上来说，春节是传统的房地产淡季，而在工程建设上，工人基本都要元宵节以后才回来工作，因此，公司的春节假期历来较长，“可能老板觉得大家工作一年比较辛苦了，让多休息休息。”

　　2022年砸400亿拿地 盈利能力下滑

　　滨江集团之所以每年都会给员工如此长的春节假期，还会发放数万元不等的津贴，底气就在于公司业绩在近几年持续爆发，成为房地产行业的“长跑黑马”。

　　202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数据基本呈现下滑走势，房企的销售业绩持续承压。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滨江集团2022年实现销售额1539.3亿元，排在中国房企第13位，完成了全年1500亿-1600亿的销售目标。这一销售规模虽然较2021年1691亿元的销售额有所下降，但降幅相对较小。

　　作为浙江本土企业，滨江集团一直重仓于该省，尤其是杭州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滨江集团在浙江省实现销售额1458.9亿元，超过了另一家浙江房企绿城中国的1260亿元，排在行业第一位。

　　土储关系房企的未来，在2022年房企拿地整体偏谨慎的情况下，滨江集团成为了民营房企中的积极派。前述研究院称，按照权益拿地金额口径统计，2022年滨江集团拿地金额达403亿元，排在中国房企第7位，排名民企第1位，同期，龙湖、万科的权益拿地金额分别为256亿元、241亿元；按照权益新增货值口径统计，2022年滨江集团新增货值608亿元，排在中国房企的第12位。

　　据滨江集团2022年三季报，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98.68亿元，同比减少18.69%；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20.23亿元，同比增长53.7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25亿元，同比增长504.01%。据兴业证券测算，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该公司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67.62%，净负债率为60.78%，现金短债比为1.50倍，三道红线达标。

　　但盈利能力有所下滑。据光大证券近期研报，从利润率角度，受行业前期拿地成本高企影响，滨江集团房产销售业务的毛利率2020年持续下行，2021年为24.02%，2022年继续探底。受房产销售毛利率下滑的直接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从2018年的35.7%下滑到2022年前三季度的16.6%，各项盈利指标自2019年以来皆持续下行。不过，预计2022年低成本获取的项目将支撑未来2-3年利润率的修复。

　　你收到哪些春节福利？

　　距离2023年春节假期仅剩10天，大家今年的春节福利如何呢？

　　就房地产行业而言，在往年市场整体向好的情况下，会有不少企业给员工放超长假期。有媒体统计，即便是在2022年，金地、邦泰、祥生、绿城、新城、中梁、美的置业、佳兆业、保利发展、大华、龙湖、奥园、中南的春节假期均在10天及以上。

　　10日，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房企员工对中新经纬表示，他们公司2023年的春节假期从1月16日到28日，共13天，与往年基本一样，其他福利没有多少。另一家总部位于西南的房企员工称，公司的春节假期安排还没出来，往年大多都是法定假期，估计今年也这样。据媒体近期报道，还有一些房企今年的春节假期在10天以上。

　　在网上，已经有网友放出公司的春节假期安排和年终福利。一位网友发布的文件称，公司的春节假期是1月18日至2月7日，共计21天。另一位网友表示，公司的假期达17天，称“史上最长假期，但我‘阳’的不是时候。”还有网友晒出公司年会抽奖福利，其中，特等奖居然是“单独与董事长合影”。这种特殊奖励，让网友哭笑不得，一位网友留言称，“还不如给200块钱”，也有“懂职场”的网友建议称，“合影后做一个易拉宝，放在工位边上”。

　　你的春节假期有多长？收到了哪些春节福利？来评论区留言说说吧。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